NYT:我在商学院教书,是时候关掉它们了
我在商学院教书。是时候关掉它们了。
今年秋天,又一批野心勃勃的年轻专业人士来到世界各地的商学院,读两年制项目,学费六位数。他们出现在校园里最漂亮、最光鲜的几栋楼里,这又带出那个熟悉的问题:MBA 到底是为了什么?
这个问题在过去几十年商学教育急剧扩张之后变得更紧迫。今天,将近五分之一的美国本科生主修商科,MBA 是美国最受欢迎的研究生学位。
我在商学院教了二十多年书,在哈佛、康奈尔和剑桥。有些学生似乎只关心未来的薪酬,但我遇到过很多有更高目标的人:想把清洁能源商业化的工程师,决心修好医疗系统的医生,眼睁睁看着好的使命因为管理不善而失败的非营利组织领导者。
这些学生入学时,想学的是商学院宣称自己教的东西:怎么管人,怎么配置资本和资源,怎么通过领导力让世界变得更好。但我渐渐看到,这个机构如何重塑走进它的人的世界观,而且常常瓦解的正是把他们带进来的那些抱负。
这种改变可以在一个学期内发生。一次又一次,我看着学生放弃利他的意图,转而满脑子想的是:去咨询还是去金融,谁能拿到麦肯锡或高盛的暑期实习。
现代商学院的设计目的,是促进交易、简化和优化。这种心态已经失控外溢,蔓延到更广阔的世界。受过商科教育的精英越来越多地进入政治领导层,把一种交易式的公共生活观带了进去。一项调查发现,在 45 位曾在美国留学过的现任国家元首中,10 位本科读的是商科,其中 6 位还拿了 MBA。特朗普总统是沃顿的本科生,他把外交政策乃至政府本身,都当作交易的延伸和个人获利的延伸。
当然,不是每个商科毕业生都这样治理。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·阿西莫格鲁及其同事最近的研究,展示了把 MBA 放到掌权位置上通常会发生什么。在美国和丹麦,任命有商科学位的管理者的公司,压低了工资,削减了劳动收入份额。但这些公司并没有变得更高产,销售、投资或就业也没有增长得更快。所谓的管理才干,到头来是财富转移——价值从劳动者手里,转向利润、股东和高管。
我逐渐意识到,商学院不只是反映我们的经济体系——它们主动生产这个体系的优先级,把它的伤害正常化,训练出未来的领导者,而这些领导者将设计并捍卫那些驱动我们多重全球危机的结构。在边缘上修修补补,开一门企业责任或商业伦理课,没有用。我们不需要“修好”商学院。我们需要废除它们。
商学院一直难以证明自己在大学里的位置。医学院的核心正当性是健康,法学院的核心正当性是正义——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公共利益。商学院的组织架构则明确围绕一种私人利益:追求利润。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·凡勃伦一个世纪前就指出了这个张力,批评大学里以商业为中心的学院,因为它们“不必意味着对公共利益有任何服务性”。
当沃顿和哈佛商学院这样的学校建立时,它们被视为过于职业化;为了建立合法性,创办者把管理包装成一门专业,与法律和医学平起平坐。但那些领域的教育建立在成熟的知识体系之上——数百年的判例法、生物学等自然科学——而管理学恰恰缺乏这些。
解决方案是哈佛院长华莱士·多纳姆在 1920 年代想出来的:借用法律和医学的教学方式——案例。它成了商学教育的标志性方法。直到今天,教授们仍然布置 10 到 20 页的商业挑战描述,最后落在一个决策点上,让学生在课堂上辩论。这个方法无处不在:2024 年,哈佛商学院向世界各地的商业项目卖出了近 1700 万份案例。
我教过很多次的一个著名案例是《摩根士丹利的罗布·帕森》。事实足够简单,能在课堂上激起热烈辩论。帕森先生业绩亮眼,被视为明星员工,但他粗暴、独来独往的风格,得罪了公司上下很多人。课堂上,学生站在他经理保罗·纳斯尔的位置上,决定是提拔他、推迟提拔,还是让他走人。
发表近三十年后,它仍然是哈佛商学院使用最广的案例之一,而那个两难也一直没变:结果该被奖励吗,哪怕产出结果的人正在破坏他周围的文化?课堂上,学生对纳斯尔的选项投票,常常角色扮演他和帕森之间那场艰难的谈话。讨论可以很戏剧化、很吸引人、很有效。
但我的经验是,让学生住进纳斯尔这个角色,案例就把他们的想象力收窄到一个高级管理者面前的这个决定。更深的问题——比如帕森本人是不是投资银行文化的产物——很少被提出来。帕森成了一个个体问题,而更大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奖励“拉来大单”、等级制和男性化表现规范的行业,然后在这些东西引发冲突时表现得惊讶。
当案例教学法用在医学和法学里,它服务的是另一套目标。医学生处理详细的病人情境——症状、检验结果、病史,还有社会和经济背景。法学生读真实的法院意见,拆解事实、论证和判决。在这两个领域,学生面对的是现实的混乱,目标是培养有纪律的怀疑:问缺了什么,挑战假设,检验一个分析怎么会错。
商学院的案例按另一套逻辑运行,焦点不在探究,而在决策。哈佛商学院自己对这个方法的概述说,学生要想象“自己处在决策者的位置上”,并“采取果断行动”。要点是练习像负责人那样行事——或者,用哈佛商学院毕业生小布什的话说,“决策者”。
通过高估个体决策者的重要性,商学院的课堂避开了更难的问题:是谁把这个人变成了合法的主角?谁的知识缺席了?为什么工人、监管者、社区、生态系统或公民,很少被给予同等的地位?
我在哈佛商学院的十年里写了几十个案例,有些被称为经典和畅销案例。它们不是独立研究的产物,而是精心包装的企业叙事。每个哈佛案例上用蝇头小字印着的免责声明承认了这一点:案例“无意作为……一手数据的来源”。它们包含的数据可以是选择性的、有偏的,甚至是编造的。
我在资深教师指导下写的许多案例里,对公司不利的事件被软化或删掉,某些高管的作用被擦亮。公司拥有最终批准权,草稿由他们的律师和公关人员审阅。案例研究本该是大学里那种无私求知的载体,结果却成了声誉管理的工具。
企业的影响助长了一个更大的问题:案例几乎总是以赢家为主角,让人很容易把运气或时机误认为经过验证的战略。失败、死路、非市场的解决方案,很少被考虑。在安然造假被揭穿之前,它的商业模式至少被五个哈佛案例以赞赏的措辞呈现过。更糟的是,后来导致它崩溃的那些战略——轻资产模式、交易平台——被描绘成创新。关于放松管制的能源市场、旋转门式的监管、不透明的会计,这些问题都没有被问。
此外,那些把案例叙事推离现实的编辑,常常是为了让它在课堂上“成立”。复杂性被系统性地削掉,异见常常听不到。真实的组织不会沿着清晰划定的阶段走向一个决策点,但商学院的教学材料常常如此——压缩时间线,丢掉混乱的支线,抹平矛盾,以制造干净的故事弧和值得辩论的、令人满意的问题。
结果是,一套围绕虚假叙事建立的课程。管理学里一些最受推崇的思想,并不是经得起同行评审或重复验证的那些,而是能被做成 TED 演讲、咨询框架或机场畅销书的那些。教师得到的奖励不是知识,而是表演——用一个让人记住的标签推销一个大想法,许诺“成功”或“颠覆”。
商学院有一个分裂的使命:它们试图让一个以私人利益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合法化,同时又要造出驯服它的护栏。它们找到了一个了不起的办法来管理这个张力:“双赢”的故事——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,就这样蒸发了。
一个经典的双赢,是主张环保项目——比如减少浪费或用 LED 灯——能省钱;或者主张体面的薪酬和福利能降低员工流动成本。商学院现在声称要培养“在世界上有所作为的领导者”,这是哈佛商学院的使命宣言;沃顿则追求“对全球产生积极影响”。
这些抱负建立在一个妄想却被广泛接受的观念上:“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”——公司可以在交付利润的同时,生产气候稳定、公平工资、健康社区和运转良好的民主。高管们承诺技术会解决我们的环境问题;自愿的测量体系被当作公共问责的合适替代;伦理被重新包装成竞争优势,而不是道德义务。
2010 年代,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被迅速织进 MBA 课程。但当研究者检验那些签署了承诺此理念的声明的公司,在工资、投资、治理或气候上是否真的改变了行为时,他们几乎找不到改变的证据。那份声明与其说是一种新教义,不如说是一次声誉管理——以及一个躲避监督的把戏。
最近的证据显示,许多支持“双赢”这一想法的基础研究,基于有缺陷的数据,或者无法重复。但教师们继续研究、写作、教授这个题目——这更像一个意识形态工程,而不是学术活动。
商学院里发生的很多事情,后来被证明是一场更大变革的先锋:大学本身的公司化。机构追逐排名、捐赠者和企业合作,吹嘘自己对创新和增长的贡献,把其他一切当作管理费用。学生是“客户”,学位是“产品”,有不同的“市场份额”。大学的战略文件谈部门的“品牌定位”,谈终身教职编制上的“投资回报率”。
一旦你接受这个框架,你就很难再用创收之外的任何理由,为一个哲学研讨班或一个历史系辩护。接着就是聘用非终身轨的兼职教授:如果教育是投递给付费“客户”的“内容”,为什么还要把全职学者留在工资单上,而不是雇临时的低薪讲师?
商学院成功把毕业生送进高薪工作,提升了排名;高排名吸引更多申请者,允许更高的学费;富有的校友资助新项目和新大楼,进一步提升学校的地位。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——用 MBA 的行话说,一个飞轮——它把钱、注意力和合法性,从那些最有能力质疑这套逻辑的学科那里抽走:历史、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理论。
大学培养历史记忆、道德判断和民主想象力的能力被削弱,而它批量生产数据分析师、金融工程师和“创新”管理者的能力在增长。讽刺——也是危险——在于,在 AI 时代,人文和艺术所培养的思考正变得越来越紧迫。商学院的支配不只是物理和财务上的;它是智识上的,而且正在挤走博雅教育。
我得出一个冷酷的结论:商学院的问题不是可以修复的错位,而是设计本身。商学院不是失灵的制度;它们是高效运转的机器,正在精确执行它们被设计来做的事。这里一门伦理选修,那里一个可持续发展中心,一个“负责任领导力”徽章——它们都在为这台机器提供合法性,而不是改变它的产出。
我遇到的最诚实的解决方案,是把这个类别整个替换掉。康奈尔荣休教授、早期可持续发展倡导者斯图尔特·哈特告诉我,他是在试遍了所有让 MBA 课程更负责任的内部路径之后,才得出这个结论的。机构本身就是问题。哈特博士后来在佛蒙特大学开发了一种新的商科学位,聚焦社会影响——这是对“推倒重来”主张的一次小而具体的检验。在这个项目里,可持续发展不是一门孤立的选修,而是贯穿整个课程,学生要在夏天进入一家使命驱动的公司实习。
这种“从白纸开始”的逻辑,放到整所大学里意味着什么?一个起点是组织理论家马丁·帕克的呼吁:建立“组织学校”,而不是商学院,核心是人类如何为了共同目的而协调。学生将学习合作社、工会和社会运动,和股东公司并列。中心问题将从“我们如何最大化股东价值”,转向“不同形式的组织如何分配权力、风险和回报——我们应该加强哪一种?”
把商学院作为一个高地位的、把私人利益专业化的孤岛拆掉,听起来工程浩大。但大学可以为想进入商业、又不愿被商学院世界观收编的学生,建立跨学科的路径。有些学校已经提供“商业与社会”专业,或聚焦组织与公共目的的硕士项目,依托社会学、法律和公共政策。要点不是废除对市场的研究,而是把它放回那些权力、历史、民主和生态限制无法被轻易回避的场域。
我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,教的是负责任商业和可持续发展的选修课——工作令人满足,但很大程度上是只对已经信的人讲道。最近在剑桥,我开了一门必修的可持续发展课,学生里满是未来会去当银行家、咨询顾问和技术高管的人,这些人过去会绕开这门课。
很多人来时深怀怀疑,确信公司只要做出负责任的行为,一定是营销把戏;有些人对他们视为增长威胁的观念强烈反弹。但强迫他们走出自己的泡泡,进入一场关于自然环境、不平等和歧视的共同对话,产生了今天教育里常常缺失的那种辩论。
这还不够。一门必修课救不了商学院模式。真要说的话,教这门课让我更失望。这门课被安排在项目的最后——这本身就是一个说明其重要性的信号——而在对可持续发展的反弹日益增长的背景下,有人施压要缩减或取消这门课,以安抚那些如今在高等教育里驱动决策的“客户”。
不过,这段经历也提醒我,为什么废除商学院不能意味着抛弃里面的人。目标不是把学生当成一心想自私发财的人一笔勾销;而是停止把他们送进一台收窄他们可能性感的机器。我的很多学生来到校园时,想做的就是解决我们的经济体系制造出来的那些危机。他们缺的,是一个配得上他们更好冲动的机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