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eid Hoffman：相信可能性
💡 TL;DR：硅谷信的不是钱也不是权，是「创造本身」——相信可能性（faith in the possible）才是这场宗教运动的真正教义。
相信可能性
作者：Reid Hoffman（里德·霍夫曼） 来源：Theory of the Game 日期：2026年4月20日 存档日期：2026年4月25日
硅谷有上帝情结。批评者们说得没错。只是他们弄错了是哪个上帝。
光为了钱，你会去华尔街。光为了权力，你会去华盛顿。把你送到门洛帕克某个车库里的，是另一种东西：信仰。
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，没错——但不止于此。是对创造本身的信仰。硅谷是一场宗教运动。它的核心教义：历史上没有任何力量比技术更能改善人类生活，也没有任何机构比公司更适合将技术规模化。不是国家，不是教会，不是NGO。公司，部署可规模化的技术，是人类进步的首要现代工具。技术约占美国经济的十分之一，在过去十年驱动了三分之一的增长——这还没算上它赋能的所有其他行业。
GDP衡量的是产出，不是生活，有人会反驳。说得对——但看看全球，技术在哪里扎根，发生了什么。中国几乎跳过了银行网点时代——支付宝和微信让数亿人通过手机接入了支付经济。卢旺达部署无人机向医院运送血液，使产后出血导致的孕产妇死亡率在服务站点下降了一半以上。免耕农业、生物技术和精准农业使阿根廷成为全球前五大粮食出口国；仅大豆产量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长了约五倍。这些数字就是经书。
硅谷的”教派”
像任何历史悠久的宗教一样，硅谷有自己的教派：
- 纯粹主义者坚守正统路线：杠杆就是代码——其他一切都是噪音。
- 人文主义者认为杠杆需要社会作为支点，否则什么也撬不动。
- 传教士相信杠杆只有在撬动所有人时才有价值，尽管大多数人也接受某些人被撬得更高。
- 风险投资家认为杠杆只有在回报证明投资合理时才值得拉动。
- 自恋者认为杠杆的存在是为了延长自己的影子。
- 加速主义者认为杠杆必须毫不犹豫、不停歇地拉动。
- 伦理学家认为杠杆必须小心拉动，否则就别拉。
- 决定论者认为杠杆会自己动；我们的角色不是引导它，而是抓紧。 在这一点上，各教派达成共识：杠杆必须得到资助，但资助不是你拉动它的原因。在其他方面，这些派系争论、分裂、有时结盟。人们可能同时属于多个教派。但教规不变：技术是人类繁荣的阿基米德杠杆。
信仰的风险
围绕如何操控杠杆的斗争，往往会拖慢拉动的速度——拖得够久，就会让我们怀疑是否应该拉动。反对某个派系不等于反对信条。拒绝加速主义者，不信任资本家——仍然可以属于这个信仰。信仰足够大，容得下争论。
风险不在于我们建造得太大胆。风险在于我们不再相信建造本身重要——用许可替代可能，用共识替代创造。
建造的冲动、创造的冲动、越过现有去触及可能的冲动，不是硅谷的信仰。它是人类最古老的信仰。
技术人（Homo Techne）
硅谷没有发明创造的冲动。它继承了这个冲动，并给它装上了加速器。我们在根本上都是技术人（homo techne）。使用工具的人、制造工具的人、被工具进化的人。
手塑造了石头，石头也塑造了手。
我们的工具不会让我们变得不那么人类。这种恐惧和工具本身一样古老。苏格拉底担心文字会限制记忆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确实如此。然后我们繁荣了，变成了更大的东西。每一波技术浪潮扩展时，我们也可以扩展。我们不会失去自己。我们蜕变。
没有其他动物通过自己建造的东西重写了自己的认知架构。
印刷机的教训
印刷机不只是传播了信息。它重构了欧洲人思考权威、经书和自我的方式。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在数周内从维滕贝格传遍了德语区欧洲。一个世纪之内，新教北欧借印刷机走向了启蒙运动；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当局压制了阿拉伯文印刷两个多世纪，发现自己站在了不断扩大的鸿沟的另一边。
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印刷机，每个时代都有人低估了错过它意味着什么。
技术的弧线
容易沉浸在产品发布和周期里，忘记每项技术都遵循这条精神弧线。你生于其中、被它转化、或者退场。汽车、飞机、个人电脑、手机：每一个到来时都是颠覆，在一代人之内就成了隐形基础设施。
今天，超过40亿人口袋里装着一台联网计算机。其中大多数在发展中国家。他们没有先得到图书馆或银行网点。他们得到了一部手机。手机就是图书馆和银行。
技术的弧线弯向普惠。但它不会自己弯。
技术人的信条
通过规模化建造，我们扩展可能的边界。
对谁可能——一直是人文主义者的问题。现在它是所有人的问题。机器建造和扩展得越多，这个问题就越重要。
我们的信条不要求确定性。从来没有。真正的阿基米德杠杆总是伴随风险和不确定性。信条要求的是开始的勇气。
对建造者们说：团结握力，否则失去升力。 对所有人说：历史上没有比这更重要的杠杆——而它只有在你伸手去握时才会动。 握住杠杆，找到支点，升起。
读者评论精选
Leon Liao（中国视角）
一、信仰没有基础设施是不够的。
几乎每个国家都说自己相信创新。真正稀缺的是将”可能”转化为可重复、可融资、可制造、可部署、可规模化的东西的能力。技术进步很少仅仅是创业浪漫主义的胜利。更多时候，它是一个社会将创造冲动制度化、规模化并降低成本的结果。
二、创业公司作为进步核心载体是典型的美国叙事。
从中国经验来看，更准确的表述是：国家能力、基础设施、产业组织和企业竞争共同构成了现代进步的主引擎。支付系统依赖清算基础设施、智能手机普及率、通信网络和监管协调。电动车依赖充电网络、电网扩展、地方补贴和供应链集聚。中国的经验表明，技术重要，公司重要，但公司不在真空中创造奇迹。
三、硅谷的真正力量从来不仅仅是它相信可能性。
而是在一段时间内，它异常擅长将高风险想象转化为高回报的自我强化循环。但这个循环今天不如从前稳固。巅峰时期，硅谷同时受益于全球最深的资本池、最强的大学和研究基础、最强的全球人才流入、美国的安全保护伞，以及廉价且高度响应的离岸制造体系。它的信仰从来不纯粹是精神性的。它有全球化红利和美国霸权优势的巨大缓冲垫在支撑。
四、真正的问题不是是否相信技术，而是谁来定义什么算进步。
从中国和更广泛的全球南方视角来看，进步不仅是更好的软件、更快的AI模型或估值更高的公司。真正的进步还包括更便宜的电力、更可靠的交通、更低成本的制造、更广泛的支付接入、更稳定的住房供给，以及更强的大规模工程部署能力。
硅谷倾向于将”可能”理解为前沿发明。中国更倾向于将”可能”理解为大规模部署。前者更接近发明世界，后者更接近重构现实。最终，谁能帮助定义二十一世纪的技术方向，可能是那个最有能力将两者结合的人。
Jonathan Cousins
技术在道德上是中性的。
在软件、互联网和智能手机时代，我们见证了所有积极面的同时，也同样见证了深刻的消极面——有些是悲剧性的无意为之，有些则完全是有意为之。
最终，我们这个时代的决定性问题不是工具的能力，而是握住它的手的品格。
无论我们多么精妙地打造时代的工具，都决不能忽视现实的根本秩序：我们始终是泥土，而非陶匠。
*原文链接：https://reidhoffman.substack.com/p/faith-in-the-possible*